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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咄咄逼人还是风情万种？转
作者: 杨艳萍
她们是强悍的，还是温顺的？是完全西化的，还是相对保守的？是利己的物质享乐主义者，还是独立上进的个人主义者？从寻常的现实生活，到虚拟的网络空间，关于上海女性的形象，是最能引发碰撞的话题之一。上海女性的真实面孔究竟是什么？
8月1日，英国著名定性分析机构明略行(Millward Brown Firefly)在上海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无论是在上海男性心目中，还是在其他地方的中国女性心目中，典型的上海 女性形象，在极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一个负面形象。有趣的是对于这一点上海女性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她们并不认同
咄咄逼人的上海女人？
上海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开放、经济实力最强的大都市，生活在其中的上海女性，也因此被公认为在观念和行为上是引领潮流、开风气之先的一群人。深入理解上海年轻女性，就有可能对二级和三级城市中国女性的未来有一个精确的洞悉。明略行历时18个月，对1500名处于22岁到28岁年龄段的上海女性进行了定性调查和分析。这是一个购买力很强的超级消费群。
“调查发现，在人们的心目中，上海女性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明略行客户总监叶丽莲说，人们普遍认为，上海女性是咄咄逼人的，她们追求物质享乐，希望比男性更强势。人们带着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一现象，对从传统的中国女性到现代上海女性的演变过程产生疑虑。
通过座谈会上的访问交流，以及多种方式的观察研究，调查发现上海女性对于外界的那些负面评价很清楚，而她们对这些看法并不认同，尤其不认为自己是觊觎男权的篡夺者，更不是完全西化的利己主义者和女野心家。她们反而认为，在生活方式上，特别是在自身需要上，自己与过去和现在的任何地方的中国女性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上海女性强悍、西化形象的根源是什么呢？叶丽莲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上海在上个世纪初就形成的西化历史，以及比国内其他地区更早开办的女子学校；其次是随着社会进步，上海女性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时的状态与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是各种媒体以及电影电视、包括文学作品对拼凑起来的上海女性典型形象的不断强化而走向了极端。
她们如何看待自己？
明略行邀请了两组上海年轻女性分头拍摄了一组短片，所有的场景、文字和背景音乐都要求她们自行制作。出乎意料的是，上海女孩们都没有拍摄在办公室或者工作的镜头，她们选择的场景是在商店选择衣物，在休闲的场所与朋友愉快交谈，在快餐店边吃饭边看报纸的单身女性、街头裙裾翩翩的靓丽女子。她们镜头中所展示出的上海女性的形象，全部是温顺的、和蔼可亲的，但又是独立的，追逐时尚的。
她们选择了一张芭蕾舞女演员静态的照片，也非常喜欢飘柔的广告。这是因为，个人主义是上海女性的鲜明特征。她们在片中说，女人必须独立，不然会被男人看不起。她们注重自身的发展，因此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努力表现独立、自信、上进的精神面貌。她们选择这些照片和广告，是因为喜欢里面人物鲜明的个性。她们不想躲在面具或者别人的后面，而是希望作为独立的人来展现自己，就像那张芭蕾舞女演员的照片一样，即使台下没有观众，也会欣赏自己的舞姿。
不过她们认为，表现自我最恰当的环境应该是在工作场所，在工作中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取得成绩并获得认可，就能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和成就感。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们是工作狂，她们做事并不盲目，更不会仅仅受到金钱和权力欲的驱使。她们希望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工作。
“有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看到一本书，说有A和B两个人在跑步，跑着跑着，B突然停了下来，A问她为什么，B说我在等。A又问她，你在等什么？B说我在等自己，因为先前只顾奔跑，把自己跑丢了。她的意思是说，她们不会因为工作而失去自我，不会强迫自己去做超出能力的事，她们非常清楚也很会选择该为什么竭尽全力。”叶丽莲说。
上海女性会同时感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普遍潜在的压力，来自于渴望接触新技术和新颖的思维方式(其实质主要是西方化和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这需要她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更加开放；另一个则来自传统中国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调查显示，上海女性显然很清楚人们仍旧期望她们继续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为了维持生计，就要坚韧地应付甚至忍受贫穷；如果成为母亲，就要将所有心血倾注在家庭和后代上；即便是事业有成，也是个孤独的成功者，缺少家庭和朋友的支持。
年轻一代的上海女性，热衷追求的是更加个人主义和自由的角色，她们希望自己高贵典雅，接受过良好教育，举止文明；年轻而充满活力；她们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充分地享受生活，衣着和举止既现代又时髦。
“根据我们的了解，上海女性并没有完全接受新的角色，也不想倒回到传统的角色，她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生活中寻求平衡。这意味着生存的发展模式已更趋于多样化。”叶丽莲说，上海女性承认自己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女性存在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是刻意所为，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上海的绝大部分年轻女性都需要通过工作养活自己，不少人在跨国公司里任职。不断接触到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的工作手段，使她们必须学会适应不同的状态，更快融入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种改变是不知不觉发生的，是随着生活的需要而发生的变化。上海女性已经形成了不同方式来随机应变地表现和保护自己。
她们如何化解内在冲突？
在一些社会化的场合，上海女性多以突出自我的职业形象出现，在现代社会外来力量的推动下，她们学会了明确地表达自己，同时，她们在表达自己时的风格又具有共性，那就是保守和含蓄。尤其是在亲戚朋友父母丈夫面前，她们的表现一定不能太过极端。为了解决自我表现和自我保护的冲突，上海女性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个人主义特征相当明显的上海女性，具有与男性一样职业化的工作态度。她们认为工作可以带来充实感，“如果无所事事，人就会感到空虚”。她们对工作热情、投入、有责任感，似乎生活就是以工作为中心。得到社会的包容和承认对她们非常重要，因为她们必须与时俱进。
与此同时，上海女性也非常希望在精神上有归属感，以此平衡个人的情绪和心情。家庭和伴侣经常被喻为“停泊的港湾”，对上海女性，它在某种意义上比个人主义更为重要。爱情是永恒的话题，而家则是舒适的堡垒，她们渴望浪漫、爱情和伴侣的关爱。
“她风情万种，非常有女人味，还有点喜欢捉弄男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性，总是想方设法吸引她的爱人。”女孩们在短片里还写道，“如果成为母亲，我将会倾全力照顾我的孩子，就像我母亲爱我那样无私。我想这是我的本能。”然而她们同样也追求夫妻之间的平等，“不会因为丈夫挣的钱比我多我就必须听他的，我们是平等的，不会觉得谁在依赖谁。”一个接受访问的女孩说。
与其他地方的女性相比，上海的女性在周末可能更喜欢与圈子里的朋友交往，而不是全部生活只以家庭、丈夫和孩子为中心。现代生活的要求使得上海的一些男女在家庭角色上的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上海女性拒绝承认她们是在控制丈夫，征服男性，她们不认为那是真实的自我，并拒绝承认“上海丈夫”的实力已经衰弱。她们对那些整天围着家庭转的男性形象很反感，并认为目前的结果是时势造成，而非刻意设计。
对上海女性而言，自我表现和自我保护都是真正的自我。“当我们说到上海女性的权力欲，并不是指那种霸道的感觉，更多是在强调她们自我表达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这不是她们支配他人的手段，上海女性没有想千方百计地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媒体上的上海女性与她们心中自己的形象是不对称的，什么时候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形象，她们会相机而定。”叶丽莲说。
如果说在自我表现和自我保护两种形象中，上海女性更倾向于哪一种，明略行的调查显示：“自我表现”被理解为上海女性更渴望体现真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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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发情的时候
别把我们当人
这么长的帖子~没耐心看~
但是上海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女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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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一览
上海的女孩子被惯坏了，不离她们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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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听懂我想什么
哇哇~~女孩子天生应该被宠的呀!!!
不可爱的话也没人宠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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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真是充满呆滞啊~
这么学术的贴子，被你们楼上这些小朋友糟蹋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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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弓射硬石
弓虽强
石更硬
过渡性的都市化：加尔各答与上海的后殖民化发展（ZT）
作者： [印]特里第布·班纳古
(一)引言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变化。高层楼房，公寓塔楼，城市间高速公路和地下铁路司空见惯。许多城市开始看上去像西方城市一样，似乎充满了现代的舒适感，方便的设施和消费机会。对粗心的观察家来说，这些是繁荣与进步的象征。
然而，第三世界的全部城市发展经验--即使在那些比较繁荣的城市中--与西方的都市化也是大相径庭的。第三世界的城市面貌中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奶牛，骆驼，人力车、脚踏车、简陋的贫民窟与奔驰牌小汽车、电脑，地铁和塔式高楼并存。
送奶工每天清晨仍然带他的奶牛(或奶羊)在加尔各答现代化的富人区挨家挨户送奶，破旧的舢板仍在黄浦江上与远洋巨轮和超级油轮并存，在孟加拉，牛车用来运送电脑，这些事实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化，它们需要得到全面的理解，但又被理解得太少了。对西方学者和教授来说，它仍然是一个谜，它使人们无法对它进行简单的归类，本论文将讨沦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城市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城市化是非顺序性的，因为当我们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时，它所反映的城市条件和经验都似乎是不合此逻辑的。它既不是前者发展的继续，也不对未来做什么预测。由于这种发展经历往往违反传统的西方模式，这些差别被视为由于局部或不完整地向都市化过渡而出现的一种畸型发展。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提法，例如"未成熟的城市'或"不完整的城市"；"城市中的农民"或"农民的城市"。后面的概念暗示一种以民间--城市连续统一性为发展路子的不完整过渡。在这些解释中，人们可以暗中设想，如同罗斯托夫模式一样，所有的第三世界城市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西方城市化，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事实上，第三世界城市为什么不可避免地采取成熟的西方城市的形式这一问题从未得到讨论。我们在下面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在现存的理论中很少有人能做出这方面的回答。然而，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实现这一形式似乎使决策者们颇为费心。这种城市模式是否的确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理想模式问题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事实上，在过渡性城市化的实质或城市过渡化的问题上，我们的理论很少。
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临的这一似乎是矛盾的都市化问题。本文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的城市模式和都市化已经基本上无法解释当代第三世界城市发展经验的实质。然而，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的城市经验，因为发展步伐和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为了有效地制订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必须具备这样的远见和意识．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第三世界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就会继续受到西方的规定和标准的约束，而丝毫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否第三世界城市应该学习西方的城市模式。
这里一开始就批判性地回顾了城市建设和城市化的各种途径，集中论讨它们的局限性和可能性。然后探讨加尔各答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后殖民化发展，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考虑了它们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差异；本文在结论中为理解发展世界的都市化的性质提出了一些建议并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二)第三世界城市的模式
在在对社会科学著作的回顾中，我们对第三世界城市的模式持有明显的保守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仅仅是试图用现成的西方城市模式去套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其他一些人则更加注意第三世界的独特性，但都受到传统的世界观的约束，而这种世界观基本上是起源于西方的。
例如，以城市和地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城市模式范围问题。由于所有的模式都是现实的抽象，因此，人们对抽象的程度以及"现实"是根据哪些模式而抽象化的问题争论不休。同时，有些人试图为发展中的城市如加拉加斯和圣地亚哥复制模式。世界银行曾经要求某学者审查改建贫穷城市的前景，他做出结论说，这些尝试不仅仅在逻辑上有缺陷(以它们的抽象)，而且它们对贫穷城市并不特别有用。他指出，以低收入为特征的第三世界城市的突发性和爆炸性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层次的"正式"和"非正式"市场，以及高科技和低科技的混合体。由于这种技术与经济上的"双重性"，传统的城市改建技术变得毫无用处。对该学者提出的这一基本上持批判态度的评论，我们可以加上这样的看法，即一般来说，城市与地区经济模式基本上都是寻求平衡的，更加关注稳定而不是动荡，更加关注当前而不是过去或未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一般没有谈及城市结构与形式的短期性、过渡性与进化性方面的问题。
只是到近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才对空间和建筑环境问题给予严肃的关注。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由于城市的概念仅仅在全球的范畴内得到解释，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现在不得不以推论方式建立城市的欠缺环节。哈维的观点纯粹是理论性的，他从抽象的高度解释建筑环境的作用。拉佛尔建议，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处理应该包括空间关系的不同方面，包括城市设计。他的观点是人文主义的，并且接近于掌握城市化这一概念。但是无论是哈维还是拉佛尔都没有在第三世界的范围内考虑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卡斯特尔斯可能是唯一将注意力集中到第三世界城市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将都市化做为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过程进行全面分析的一部分。然而，在他早期的理论中，他引用了"依附"埋论，他把双重的城市发展形式解释为殖民化发展不足的结果，之后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后殖民化依附关系而进一步恶化，但是双重性在那些年代中是受人怀疑的，正如后面所谈到的，依附理论当今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错误。但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卡斯特尔斯转变了重点，强调社会运动对改变城市形态的过渡性的活力所发挥的作用。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理解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贡献在规模上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最近几年，有人试图独立地对第三世界的城市进行分析和解释。摆脱西方城市模式的约束。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种明显不同的类型：一种来自于文化地理传统；另一种是地理与政治经济的混合体。前著可参考安东尼·奥康诺与安东尼·金的著作。奥康诺的著作主要是根据历史根源和殖民化以及后殖民化发展对非洲城市进行分类。另一方面，安东尼·金提出了一个殖民化的"第三文化"的"文化接触"模式，当时它成为一种殖民化城市形式的基础，这种形式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次大陆到处可见，金的模式有一个局限性，即它在规模上完全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仅仅解释某一个特定的结果。它并不具备许多可以进行概括的特征，从而能够用来解释正在出现的第三世界城市化。
第二种类型主要由T．G．麦基与弥尔顿·桑多斯的著作组成。两人都是地理学家，两人在他们的理论上都强烈地反经典派，他们都受依跗理论(桑多斯的情况明显，而麦基的情况含蓄)和二元化概念的影响，因此，麦基的"城市综合症"模式和桑多斯的"分享空间"的概念都基于一种假设，即第三世界的发展矛盾可以用一种二元化经济的存在进行解释--麦基的模式包括一个"硬"部门和一个"市场或农业'部门，桑多斯的模式包括一个"上环行线"和一个"下环行线"。在两种模式中，二元化经济的这两个部门都被视为享有各自的影响范围，但相互联系较少。由于桑多斯的模式涉及到全国范围的问题，它对城市化的解释是有限的，然而它却给我们捉供了"分享空间"是怎样影响中心地带和城市统治集团的方案。麦基的"城市综合症"模式是受克利夫·吉尔茨的"农业综合症"的概念的激发而产生的。麦基指出，第三世界城市化的持久特征可以用经济的"市场"或"农业"部门的错综复杂的性质进行解释。这一部门可以通过与硬部门进行持续的有限经济交流而使自身得到发展和维持。在这一模式中，他把"硬"部门描写成与世界经济的西方"核心"密切相联，而"市场"部门在被剥夺的"边缘"日趋削弱。麦基进一步指出，如果，并且只有当资本渗透到"市场"部门的机会增加时，导致复杂局面的机制才会发生变化，如果资本渗透是彻底的话，那么最终会导致革命性的变革，例如古巴。这无疑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翻版。
尽管麦基的"城市综合症"模式含有许多第三世界城市现代化的内容并且他试图提出一种变革的模式令人钦佩，然而他对经济二元化(像莫汉和桑多斯的论断一样)与两种成份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设想却未必正确，最近的材料说明了这一点，后面还将谈及这一问题。
(三)双城记，加尔各答与上海
在讨论加尔各答与上海的问题时，人们经常会想起一句名言--人们错误地将它归于列宁--"通向世界革命之路是北京，上海和加尔各答"。由于这些城市既没有成为一场真正的世界革命的舞台。也不会在不远的未来成为这样的舞台，这种预测只能使我们有机会揭穿关于社会过渡的又一个西方神话。事实上，加尔各答和上海给我们提供了对比的可能性，因为两个城市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两者都有殖民史和后来的殖民化城市型式。长期以来，两个城市都在殖民世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两者都是重要的港市，离开阔的海洋不远并且为富饶丰腴的内地服务。它们在各自的国民经济中都是重要的工业枢纽，在各自的城市统治集团中都占据重要的位置。它们是国家文化、艺术，高等教育和科技的中心，尽管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国际上享受显赫的地位。
虽然有这些相似之处，这两个城市因受各自国家政体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后随殖民化发展道路。上海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由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决定的。加尔各答的发展是由民主印度的混合经济和它的联邦制所决定的①。
在另一个层次上，中国和印度的背景差异比它们各自的经济差异更带有根本性。从文化上看，中国人比印度人更加同源。古老的文化根基倾向于使中国社会统一和巩固，而在印度教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却产生了结构上差异极大的多元化社会，它在历史上以"人的等级制度"概念为中心，掩饰物是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地区主义。因此，中国社会的体系一直是由一种强烈的种族统一和团结感为基础的向心力所维系的，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和地区主义却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不时在各个集团中造成孤立和冲突，导致离心倾向不断地出现。
考虑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些带普遍性的论题，从这两个城市的后殖民化发展经验中看。到过渡性城市化的实质。
1．比较城市化，无政府主义的加尔各答和冻结的上海
加尔各答和上海各自继承的殖民化城市形式是以西方城市的缩影而创造出来的，它们反映了这些移民对母国的思乡情绪。这种殖民形式也是统治、控制和权力的象征。出于军事，经济和行政的需要，他们建立了城堡、港口，法庭和殖民"第三文化"，修建了别墅、教堂、俱乐部和跑马场。阿里·马兹瑞十分尖锐，但颇为准确地在他的非洲纪录片中把这种殖民化环境称为"欧洲的梦幻"。然而这种殖民城市形式仍然渗透到这两个城市的都市化当中去，渗入到西方作家，包括一些对第三世界文化提出最尖刻的批评的人的浪漫构思中去。
如果加尔各答使保罗想起伦敦，那么上海早就被西方的访问者比做巴黎了。詹姆士·法罗斯(1988年)最近是这样形容上海的："然而这个亚洲大城的确及时地冻结住了。这就是上海，在二十年代自诩为'东方的巴黎'，现在比巴黎本身更加浪漫……在缓．缓流动的黄浦江边，在著名的外滩上，外国人修建起庞大的有柱廊的贸易大厦，优美的酒店、领事馆和公寓楼，人们会把它们误认为是战前的巴黎或柏林……。"
这些狂妄自大的以主人翁自居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报道发现殖民化历史所产生的"冻结"起来的城市形式如此迷人，实际上说明了这一建筑形式的持久性，它比西方城市的"半截生命"要更加长久。它还说明它默认了这种殖民建筑形式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本，显然，这是资本形成更加缓慢。经济生命更为延长和时间贴现率更为低下的一种作用。
这些记者的报道是根据周末在洲际饭店的停留而写出来的，他们未能注意到的是爆炸性的后殖民化城市复杂的都市化过程。的确，随着加尔各答和上海作为大都市而扩展并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征，旧式的欧洲城市在全面都市化面前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意义。"私人"的欧洲城市有系统地排除了土著居民的存在，它们早就被溶化成为一种后殖民化发展的极其"公共化"的城市。在社会主义的上海，私有财产极少，因此，所有的空间--室内和室外--都基本上是公共的。私有制的最后遗迹是那些由"私人围墙"围起来的当地的中国式四合院，它们也几乎都不复存在。街道成了公共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来，上百万人栽下的修整得很好的"梧桐"树遮盖着这些街道。
加尔各答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公共城市"。虽然私有制蒸蒸日上(尽管有城市土地限制法)，公共与机关建筑，公园与开放空间、街道与空旷地现在都是毫无区别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加尔各答的人行道早就成为社区生活的场所，成千上万名居民每天睡在此地，非正式的贸易在这里进行。以围墙和门窗隔起来的私有财产的小岛朝不保夕地生存于极度贫困的海洋之中。
今日加尔各答与上海的都市化是显然不同的。显而易见，都市化是它们发展历史、地缘政治环境，各自的"文化"干预与社会控制以及它们各自的收入分布的结果。加尔各答是混乱、无秩序和无政府主义的象征，它充满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然而，尽管混乱、无秩序，它却是个开放和宽容的社会。它是个贫穷的城市，死者的收容所--最终的福利城市！在这中间，冷漠和贫穷滋生着创造性、科学知识和感情。这个城市产生出印度三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另一方面，上海是秩序与统一的象征，它在外表和气氛中渗透了谨小慎微的平均主义。它的工业生产率、科技中的领先地位，它的知识界、文化和艺术都是传奇性的。它的特征是高度的社会控制。与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它并不向所有人开放，接近它的机会是有限的。对中国人来说，能够在上海生活是一种特权。
然而，这两个城市的都市化特点是技术的混合和并列，从最原始的到最现代化的，包括几代人的时间。让我们看一看加尔各答的交通运输情况，在这个城市中，人们今天不仅能够乘坐一辆旧式的人力车，而且还可以坐地铁。不仅如此，你从办公室到家里的路上可能包括下述情况：首先乘地铁，然后乘公共汽车或出租车，最后一段可能会坐一段人力车，只有它才能在加尔各答老城中弯弯曲曲的巷子里转绕。
同样，上海的现代化也仍然掺杂着早期生活的痕迹，古老的技术和生活方式。1980年夏，两位规划者唐纳德·艾波亚德与雷·冈本访问了上海，他们对新老技术的并存印象颇为深刻："当我们的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们看到一些农民把他们的麦子摊开在跑道上晒干，风险是我们的大飞机轻而易举地把这些麦子全部刮走。这难道不是聪明地利用气流把小麦与麦壳分开的好办法吗?"
显然，我们可以用毕生的时间介绍这两个城市复杂的都市化过程。其中一些在文学著作、电影和新闻中有所反映。我们在寻找一些共同的大标题把这些经验归纳起来。彼得·兰格曾评论说，城市社会研究最普遍的题目是，城市做为一个"有组织的多样化机体"可以用四种最明确的比喻来形容：城市像个市场，城市像座森林，城市像个有机体，城市像台机器。加尔各答和上海的都市化能用这些比喻来形容吗?加尔各答是否更像座森林，而上海则更像个市场？或者说，上海更像台机器，而加尔各答更像个有机体？这些比喻能否被视为发展中的都市化的不同阶段？
2．后殖民化城市发展
后殖民化城市发展在建筑形式上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对加尔各答来说是渐进的和不平衡的，而对上海来说是更激进的和更有目的性的。
加尔各答与上海不同，它不是前殖民化城市。它是英国人1609年建立的，并成为一个古典的殖民化的印度城市，但它却没有前殖民化的本土成份在内。因而，这城市一开始就是个战略城堡，一面临江，其他三面是长长的防御土墙(现在成为市中心的一个主要开阔地带，与纽约的中央公园几乎一样大)。"民事部分"包括殖民行政建筑、购物区和住宅区，它们都集中在这一大片开阔地的中心地带。当地孟加拉城的公职人员、店老板、商人和服务人员在这一殖民中心的周围生存与发展。从一开始，这个城市就没有形成线性的模式。然而，由于在早期殖民统治的商业年代里，河流成为一个主要的交通走廊，日趋发展的都市的线性组织就已经命中注定了。随后，随着殖民化工业资本主义的来临，铁路把沿河两岸的加尔各答港与资源丰富的东印度内地联结在一起。亚麻厂拔地而起，许多烟囱林立的工厂布满呼格里河两岸，它们战略性地分布在河流与铁路之间。在本世纪前半叶，都市区的形式包括一个市区中心和沿河而上的北部的一系列工业城镇。
今日的都市区是牢固与完整的城市发展的主体，平均宽度为12公里②。线性走廊的狭窄部分是由从东到西的水涝低地所决定的。在工厂和工人生活的"巴斯蒂斯"区之间，是中产阶级的"巴德拉洛克"居民区，这一居民区一开始是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或服务设施的无计划的白发的难民营③。这些难民营一开始是一组组茅草房和"库查"式的建筑--开始十分乡村化，几百万人挤在1350平方公里的线性城市走廊中。五个一群，十个一组--它们经历了约翰·特纳在研究利马难民营时所形容的阶段性的渐进发展过程。现在，他们有水电，许多房子成了真正的"普卡"，在一些情况下，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家庭，它们基础雄厚，兴旺发达。许多生活在都市走廊的人巡回旅行上下班--一般乘郊区车--到市中心，导致白天的人口膨胀，交通阻塞。因此，市中心仍然统治着都市建筑型式，赋予它一种彗星的形状，有头，还有一个尾巴。
上海开始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城市，建于公元1149年，它在宋朝(公元960-1120年)从一个沉睡的小渔村变成欣欣向荣的港口，为富饶的农业内地服务。它根据古典的中国传统被建成一座由围墙包起来的城市，这个土生土长的城市最终被十九世纪中叶的城市发展所侵吞。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这座有30万人口的城市终于沦陷。在殖民化初期，这个城市迅速发展，英美租界地给旧城的西北、北部和东北部增加了23平方公里，法租界地直接给西部又增加了10平方公里。尽管租界地的布局和发展工程设计标准和建筑风格不同，但它是以西方殖民形式建立起来的。在中国解放时，上海已经成为由法国，英国和中国本土所尴尬地分隔的一个城市，但它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江边的城市在当地被称之为外滩，它旁边布满了优美的殖民结构--银行，酒店、公司总部和办公室--每一座建筑都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象征，它说明了这座城市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史。
如果说上海的殖民化城市形式是外国统治和港口条约文化的产物的话，那么上海的后殖民化都市形式就是一种强大的社会主义计划意识形态的产物了。刚刚解放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决心把这个他们认为是腐朽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城市。虽然上海在解放时是个生产城市，具有庞大的工业基地和最高的人均工业产值，但它仍旧像其他城市一样受到计划意识形态的约束。"消费城市"的论点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法罗斯指出，它在解放前的年代里，"成为中国商业、时装、阴谋、卖淫、吸毒与犯罪的中心。"罗宾逊指出，这个城市与中国民族自豪感的最低点联系在一起，"上海这个观念从历史上就在中国人的感觉中与腐败和外国统治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早期岁月中，城市政策受到苏联世界观的严重影响，它相信在大城市中集中修建大工厂。人们在给上海制订的主要城市规划中提出在现有的建筑区旁新修郊区的工业区。随后，类似彭浦，曹河清、太昌和高桥等新兴的工业区在市郊出现，它有为工人修建的完整的密度极高的六层楼房。
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时，上海的人口整整翻了一番，从三百万人增加到近六百万人，在都市区，从六百万到一千万。控制市中心与都市区人口增长被认为是必要的，在英国绿地区和新城镇政策的影响下，一个新的主体计划起草完毕。修订过的计划否定了在土地面积上进一步扩展当前城市规模的想法，相反，它提出在距市中心20至70公里处，修建一圈自给自足的卫星城。这一计划最终确定了现在的市中心的都市形式和卫星城的规模。自六十年代早期，这些卫星城就兴建了新工业和住房，小商店与生产率低下，但在市中心占据主要位置的工厂，这些卫星城对它们又进行了重新安置和整顿。最后，为达到自给自足的标准，都市的农业部门控制了为都市城市人口服务的农村公社。城市的有机废料重新回收，成为农业土地中的肥料。因为，都市形式做为有效的社会主义生产的机制得到发展。
另一方面，加尔各答的规划却是一种追赶式地解决危机的过程。到五十年代末期，这个城市充满了移民、难民、流行病、瘟疫、饥饿与贫穷，规划主要受一种不明确的"筛选"哲学所指引，目标集中在基本的生存目的上--干净的饮用水、废料的处置、预防性的免疫、驱蚊法等等。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大的进步。由于人们开始关注长期的城市问题，主体规划被搁置起来而采用更灵活和具体的规划风格。在福特基金会专家们的帮助下，1962年制订了"基础发展规划"，这从根本上为今后25年内加尔各答都市，基本建设项目提供了指导作用。最近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改进和重新安置港口设备，开辟新的公路干线以缓解长期的交通困境，改善公共交通(包括修建一条昂贵的地下铁道)，开垦东部的沼泽地以开辟新的城市发展区等等。但是，与上海不同，它没有一项计划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驱使下或根据某种从根本上重新规划都市的宏大远景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的确，规划方法现在经常遭到批评，说它未能注意到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规划过程中排除当地人的参与。尽管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就，但人们对加尔各答的规划对城市质量口益下降是否产生了任何缓解作用仍有一些疑问。
除了总体规划哲学不同之外，这两个城市在后殖民化发展上存在一些根本的差异。显然，私人与公司资本在改变加尔各答市中心的轮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不如孟买和新德里那么大。在上海，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新建筑都是政府或集体筹建的。只是最近才有一些酒店和办公楼是与国外私人资本合资修建的。而且，上海的发展是在认真的控制和调节下进行的，而加尔各答的发展则更加开放，特别是在都市区。两个城市的后殖民化发展特征导致了它们现代的都市化。
(四)理解都市现代化
是否有一些特定的范围可以解释环境截然不同的两个城市的都市化特征呢?这样的分析能否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都市化的实质呢？
在未来的第三世界都市现代化过程中，至少有五个明显的密切相关的分析领域：(1)建筑型式；(2)控制与干预的文化；(3)收入分配；(4)技术间断性的实质与程度；(5)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之间的关系。前三点已经在加尔各答与上海的后殖民化发展中谈到了。这里对主要论点做了总结。本论文的篇幅不允许我深入分析后两点，因此我只能在有限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假设。
当我提出可以在这些领域内对第三世界的都市现代化进行审查时，我并不想暗示这是个无穷尽的论题。例如：里查德，奥康奈曾指出，东南亚城市的本土都市化可以细分为几个部分：社区、统治集团、劳工与权力的划分，道德与家庭俗语，现代性以及其他。它们的出发点是传统社会学。下面所讨论的几类问题更加折中和包罗万象，包括政治经济学、建筑形式与集体行动等方面。
1．建筑形式：
有人指出，建筑环境是我们每日生活经历戏剧演出的舞台或背景。因此，探讨一个城市的都市化必须从理解都市形式--它的历史与发展，结构与组织开始。城市的形式并非象城市经济学或人类生态学经典理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市场力量(偶尔受当地政治调节)的产物。物质性的城市首先是，最重要的是一件文化制品。它是受精神的、世俗的、象征性的或宇宙间的价值所影响的，由卑劣的天性如贪婪、权势、占有和统治所主宰的有意识的人类行为的结果。城市形式可以影响生产率、积累、机会、效率、福利与社会主义。物质性的城市可以被看做是私有财富和社会资本的象征。任何物质形式的改变都不仅仅是形态与格局改变的小事，它从更加根本的方面关系到居民的福利与生活的质量。建筑形式的改变可向我们提示集中与分散的倾向，资本积累的形成与投资率的改变，生产率或收入分配的改变。城市形式的过渡是过渡性都市化的一部分。
2．控制与干预的文化：
在我们对加尔各答和上海进行比较时，特别是对比它们的后殖民化发展时，有人指出，城市形式的过渡并不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尽管人类生态学是这样说的。的确，最经典的城市模式学说--可能马克思主义模式与依附理论模式除外--倾向于把它们解释为封闭的体系。因此，移民的影响或人口流动的过渡性、城乡差别、城市统治集团的实质、人口的过渡性等等从未被明确地包括在这些模式中，这些模式致力于解释城市的静止结构。而另一方面，都市化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是个流动的概念！
可以说，这些倾向是各种社会控制措施与不同程度政府干预的后果，这是一种特殊文化的特征。规划作为一种国家机器是这种干预与控制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其他的措施。无疑，文化革命后期出现的上海的都市化受到人口与移民政策的深刻影响，这在加尔各答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加尔各答比比皆是的贫穷，商业与住宅非法占领公共地区、基础设施与服务接近崩溃与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交通都反映出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面前，权威与社会控制几乎失效。
正如我们所指出，干预与社会控制的程度上的差别也反映在规划方式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为上海所设计的英式的主体规划与美式的在加尔各答基础发展规划中采取的增长的程序性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在两种情况下，规划的决策都是集中性的和技术垄断式的，没有多少政治或公民投入④。
因此，社会制度与干预的文化对城市的都市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不仅能够决定建筑形式与它的成分的特殊组织形式，而且它还能影响个人与团体的权利，特权、机会、控制与参与。它能决定人们是怎样受到他们的地区的约束的以及人们是否受到这样的约束。它可以决定城市过渡化的实质。
3．收入分配：
加尔各答与上海的对比也涉及一个城市都市化之后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经济改革以前，社会主义上海的占统治地位的建筑环境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反映了中国一至四级的收入分布情况。根据记载，印度当时的收入分布是一至二十五级(克里什纳，1980年)。⑤在加尔各答的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收入差异真是太明显了，"巴斯蒂斯"与摩天高楼并存。
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效果在城市的社会生态学中也反映得十分明显，在上海，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与统一的住房补贴取消了任何按收入阶层而进行的特殊组合。差异与组合可能会因职业阶层而存在，特别是牵涉到工艺住宅时。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有一种密度的变化率，密度高的地区是那些更加古老的、更接近市中心的居民区。但这是历史发展模式的结果，而不是收入差异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加尔各答，"巴斯蒂斯"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居民区的混合是一种象征性的地区安排，这样家庭佣人和其他的服务人员可以就近找工作而节省旅费。
4．技术的间断性：
自从克利夫·吉尔茨运用"技术二元化"这一概念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并存的现象以来，这个词汇就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目的不同的文章中。经常有人指出，正是这种二元化继续阻碍迅速的现代化和发展，削弱经济效益等等。二元化说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存在不可越逾的鸿沟，它提示很少有改革或连接的可能性。经济的正式与非正式部门的并存概念也是存在的，我们看一看以下的段落。
可以说，与其说二元化的概念，不如说间断性的概念更为贴切。因为它并不是一种两极分化的技术--一极是原始的土生土长的技术，而另一极是现代高技术--而是在发展的各种水平上的间断的差异。加尔各答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被视为技术文物的活博物馆，它们代表着井井有条的几代技术的发展，每一代技术都以它的连贯性和与其他间断体系的一致性发挥着作用。蒸汽机与柴油机，手动打字机与文字处理微机，煤油灯与霓虹灯--在这个体系中，每样技术都有自己的位置。这绝不是技术的荒芜！什么也不会浪费，什么也不会扔掉！
保存古老的技术也有自己的问题。缺乏零部件可以导致生产率的丧失，但也会产生天才的代用品！在间断技术中，代用品是极其常见的，加尔各答的出租摩托车和上海郊区常见的以摩托车引擎为动力的小吨位运货汽车都是这种代用品的例子。因此，虽然存在间断性的技术，但它们不仅被连接起来，而且以有趣的，创新的和史无前例的方式组合起来。随着技术"产品周期"的加快，间断性可能会扩大，甚至需要超越几代技术。在今天的印度，有人说更经济的做法是在大城市引进蜂窝状电话系统，而不要投资去更新已经过时的电话系统，使其达到现代化标准。
保存而不是消灭古老的技术，同步引进最现代化的技术，以各种方式管理，弥合与连接这些间断性的技术是第三世界都市化最独特的方面。
5．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技术二元化的论点鼓励了致力于解释发展经济的经典派与非经典派学者，他们认为发展经济主体上是二元化的，包括一个现代部门与一个传统部门，或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而且经典派认为，正是这种二元化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使其无法"渗透"并立住脚，非经典派则认为，二元化是由殖民主义引起，在后殖民化依附理论与全球资本主义中恶化的一种结构上的畸形产物。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二元化都被描述成经济的两种分离的"环行线"，一种是现代化的、正式的，"硬"部门，另一种是传统的，非正式的"市场"部门。可以认为经济的这两个部门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联系。然而，最近有人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对非正式部门进行解释和研究，他们发现越来越难把这一发展经济分为两个部门，无论它属于繁荣式的经济还是失去活力的经济。我们逐渐澄清一个问题，正式与非正式部门之间的联系更多地是一种连贯性的反映，个体工资领取者、家庭、工业、职业等等在一个系统内占据不问的位置。因而，正式工业部门与非正式工业部门的联系的确比我们设想的要更加紧密。一户家庭可能生活在一个由非正式的住房市场售房的居民区，但它在正式的市场中挣取薪金，反过来也是一样。进一步说，一户家庭的一位工资领取者可能在正式部门中谋生，而同一家庭的另一位成员在非正式部门就业。况且，个人可以在短期或长期内进出于正式或非正式部门之间。绝大多数政府已经认识到非正式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它与正式部门的联系。在中国，扶植非正式部门的政策得到积极地推行。
然而，从发展的观点看，有趣的是要了解，从总体上说，随着国家的发展，这--复杂的连贯性结构会持续下去呢，还是让位于新的关系。进一步说，我们应该问一下，尽管存在这种关系，为什么收入的两极分化仍然存在，甚至在恶化。如果说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的关系的确是一种连接良好的连贯体，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快的经济发展?
在研究过渡性都市化时，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的确，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与现状，随着各国经历不同的发展过渡阶段，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本身也可能出现变化和发展，即在发展早期，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的关系可能的确是一种两分式，而不是连贯式，传统经济部门占主导地位。随着国家的发展，这种严格的两分式可以缓慢地溶解到一种过渡区域中去，表明部门之间交流活动的增多和中间活动的出现。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过渡区域扩展为一种全面的连贯式。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各国越来越多地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结合为一体，连贯式缩小，最终被一种正式的部门经济所统治。残余的非正式部门可能依然存在，它由非正式的服务或非法产品所组成。
这种模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它使人联想到罗斯托夫的发展阶段理论，并且它认为发展意味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成为下体。许多发展问题专家可能并不认为这个模式令人信服，当然它不是对发展所进行的标准描述。第二，加尔各答可以被放在这个模式的某个位置上，但上海属于哪个位置呢?
(五)总结与结论
本论文的目的是集中论述第三世界都市化的实质--它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主要论点是，城市理论及模式不一定适用于第三世界的经历。需要新的见解。加尔各答与上海的情况有助于强调当前理论中所缺乏的关于都市化的一些问题。它们可以被视为是本来的探索领域以及过渡性都市化理论的其他选择。
①虽然加尔各答十几年来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的省政府统治下，但它的环境并未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除了省政府明确地阻止农村人口从西盂加拉邦外流之外。加尔各答的经济仍基本保留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者们很少注意到加尔各答，因为他们忙于在西孟加拉的农村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选区。因此，当加尔各答失去活力时，全省的农业发展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②都市区的人口1981年为1200万人，据估计本十年末可增加200万人。
③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近320万移民进入这个城市，大多数人是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在七十年代，又兴起一股移民浪潮，他们为逃避东、西巴基斯坦的冲突而到达这里，这最终导致孟加拉国的诞生。这次移民浪潮是七十年代200多万都市人口发展的原因。
④虽然在中国的规划中，集体与公社一级鼓励地方决策，但这仍然是一种"三上四下"的作法，中央权威最后做决定。
⑤尽管最近的世界银行（1988年）关于印度收入分配情况表明它的收入分布1975-1978年间是一至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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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弓射硬石
弓虽强
石更硬
上海酒吧：全球化、消费主义与生活政治（ZT）
作者： 包亚明
上海酒吧，特别是衡山路酒吧因为成功地演绎了“东方香榭丽舍”之梦，在
短短的两、三年里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义全方位地进驻日常生活的一个绝妙注脚。
事实上，上海酒吧不仅成为了自由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的典范，而且也成为了各
种力量的汇聚之处，一方面是对经济利益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又是对文化意义
的苦心构建，而“东方香榭丽舍”的称呼既表达了对于异国情调的缅怀与迷恋，
又体现了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强烈愿望。不过，本文所要探讨的不是上海酒吧
的高度消费主义这一简单的事实，而是这个事实的文化意义。
这是“飞地”上的一段旅程，起点与终点分别是两幢独立的小洋楼。当夜幕
将临时，你步入前中央银行行长席德懿的私宅“席家花园”，在装饰老派的大厅
或精巧雅致的包房用餐，墙上悬挂着三、四年代“十里洋场”的老照片，悄然地
掀开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海上风情。走出“席家花园”，沿着一条僻静的小马路继
续你的旅程，你会路过灯光昏暗的“豪士”德国酒吧的门廊，微弱的光线刚好照
亮小黑板上用粉笔标出的德式自助餐的价码。然后，一个明亮的光团从泰国餐厅
小巧的门洞里喷泻而出，门厅里的佛龛上摆放着一具神情怡然的佛像。接着你会
路过名叫“Ali YY”的新疆餐厅，如果你在中午光顾的话，将会看到窗外草地上
悠闲漫步的白鹅、山羊和白孔雀，不知道为什么这家餐厅的门牌号有着明显的涂
改痕迹，最后，你终于抵达了旅途的终点，一家名叫Sasha's 的英国酒吧兼餐厅。
我总是非常乐意地带领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夜色下重复这段旅程，引诱他们观
看一幅“别有用心”拼贴的图景，帮助他们“吞咽”意义含糊不清的想象，当他
们站在东平路九号Sasha's 门口，回望一号“席家花园”时，我总能得意地宣称
：沿着不足百米的旅程弥漫的想象并没有结束，而是即将进入高潮。这就是为什
么我喜欢Sasha's 的原因。
这段文字出自于一家试图以“白领”为读者对象的时尚杂志《上海文化》，
是关于衡山路的支马路东平路的一段街景，是我描写Sasha's 酒吧的文章中的一
个片段。没想到杂志出版后不久，它就受到了东方广播电台的垂青，在一档午夜
节目中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播出了。主持人在朗读了这段文字后，竟然意想天开
地让听众打电话竞猜这究竟是上海的哪条马路，可惜我事先不知道节目竟会如此
“精彩”，因而错过了亲耳聆听千奇百怪的答案的机会。
当初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本意，是想通过对于一系列风格迥异的消费空间的罗
列，提醒人们注意编织这些空间的“看不见的手”及其产生的复杂的意义，我把
这种编织看成是日常生活中的“写作”，也许这类“写作”的动机、效果与操作
手法千差万别，充斥着各种偶然性或个人化的风格，但它们却共同创作了意义丰
富的文本，“东方香榭丽舍”虽然只是纷繁复杂的意义表述中的一个名词，但却
准确传达了这座城市对于异国情调难以割舍的迷恋。我们可以将那些充斥着异国
情调的空间称为“飞地”，这一称呼在指称空间的同时，无疑也表达了时间的纬
度，因为“飞地”常被用来指称上海租界。事实上，租界时期构筑的物理空间恰
恰是构建“东方香榭丽舍”的历史资源。于是在短短的一段东平路上，我们同时
领略到了新疆的边塞豪情、泰国的东南亚风情，德国简约浑厚的风格、英国清新
内敛的韵致；同时跨越了三、四十年代的十里洋场与如今复兴的上海滩。不同历
史阶段、不同地域的空间在此互相叠加、互相介入、互相组合甚至互相抵触与冲
撞，譬如英伦风情的Sasha's 一度被传说为蒋介石、宋美龄的别墅而招来不少好
奇的访客。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在《第三条道路：社会
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 ），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
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
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因而“全球化的内容不仅仅是，甚
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互相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那么，我
们是否有理由推论：上海酒吧这一消费空间之所以受到各种力量的青睐，正是因
为它向全球化的文化想象敞开了意义的通道，时间和空间上的远距离的社会关系
在此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所有在场的与不在场的因素都纠缠在一起。走在
衡山路上，或者坐在衡山路上的酒吧里，你就等于走在了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
就等于坐在了伦敦或欧洲随便某个地方的酒吧里？
当这种乐观情绪恣意蔓延的同时，我们显然还听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这种声音往往是由习惯于站在消费主义的对立面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出的。陈思和
教授在一篇关于酒吧的访谈中，提到O'Malley's酒吧留给他的印象是“很不真实”，
而且“这种感觉是我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每次进入五星级宾馆、高级酒吧等
繁华场所时，都会产生梦幻的印象。”不少学者都认为，标榜英伦风情或者爱尔
兰情思的上海酒吧，其实都只是一个表演的舞台，而不是现实的空间，“一切都
太过做作，有着过浓过重的人工布景的气息”，“氛围总带着那么一种刻意营造
的痕迹”，显得“虚幻，飘渺”。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因为
一切都太精致了，因而缺少了“生命的活力与血性”？那么，当这些消费空间简
陋一点、粗糙一些，是不是会显得更逼真一些呢？更有利于我们品位异国情调、
展开全球化想象呢？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上海酒吧所代表的消费空间的真实程
度，与其精致的程度、与其物质性的气味或氛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换句
话说，只要这类空间是在上海或者中国出现，它先天就是不真实的，而与之联系
在一起的全球化的经验也同样难逃虚假的指责。显然，上海酒吧所代表的空间，
更多的指向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抽象空间”，而且这
一消费空间还与其他社会空间相互交叠，并且与各种话语纠缠在一起。
遵循列斐伏尔的思路，我将不把上海酒吧看成是被动的地理环境、空洞的几
何环境或同质的和完全客观的空间；而是将其视为工具性的、社会的产物。同时，
上海酒吧这一特定空间的生产也将被比拟为特定种类的商品的生产。可以说，上
海酒吧这一特定空间是消费行为的发源地，它既是一种先决条件，又是大众媒介
和国家权力等社会关系的生成物。而这一空间的生产不能简约化为工业性的劳动
过程，它是依赖于资本积累的抽象时空逻辑之上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和理性化，
也就是说，上海酒吧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的，又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
化。
事实上，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
而上海酒吧所高度凝聚的消费主义不只是整合了现存的空间，它还将休闲作为一
种至关重要的工业伸进了其他的社会空间。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
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
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
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衡山路上
过往的行人、通过媒体获取上海酒吧信息的人们，都与这一消费空间发生了各种
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其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离奇纷乱的想象和不切实际的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性，被分成
碎片，成为了权力的活动中心。同时，消费主义也开启了“全球性空间”的生产
的可能性，于是，对于差异性的普遍性压抑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如果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异国情调的消费与全球化的经验，我们会发现问题远比我们想
象得要复杂。
上海酒吧无疑是一个高度消费主义的空间，消费性的选择在这一空间中扮演
了某种极为中心的角色。在此，消费主义不仅仅是指简单的消费行为，而主要是
指对酒吧空间里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布、欲求、获得与使用。列斐伏尔倾向于
用“引导性消费的官僚社会”来指称我们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在当代社会中，日
常生活已不再是“主体性的”，因为已经不存在具有丰富的主体性可能，日常生
活已经变成了“客体性的”，变成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对象。日常生活的这一变迁
正是通过消费来进行的。消费物品变成了记号物，充满了想象投射和意识形态，
而在吞食性的消费活动中，人们的孤独感与厌倦感却在不断增加。
列斐伏尔的学生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沿着老师的思路对消费主义
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他在《物体系》一书中提到：“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
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
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
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
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
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
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象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
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
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
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
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
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上海酒吧里的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
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
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
与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
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
在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主义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消费空间成为了政
治性的，而且个人消费行为中的认同等私人体验本身，也都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
吉登斯称之为“生活政治”，这是相对于解放政治而言的，因为它并不主要关涉
为了使我们作出选择而使我们获得自由的那些条件，它只是一种选择的政治。
当生活方式本身成为政治时，上海酒吧及其空间的生产，无疑将变得更加扑
朔迷离：在过往的路人和普通市民眼里，上海酒吧是具体而实在的地理空间；在
自由资本的眼里，上海酒吧是休闲工业的福地；在媒体的眼里，上海酒吧隐藏着
挖掘不尽的故事；在国家权力的视野里，上海酒吧是欣欣向荣的文化新景观；在
消费者的眼里，上海酒吧是释放压力的港湾；在猎奇者的眼里，上海酒吧是洋溢
着异国情调的飞地，在怀旧者的眼里，上海酒吧是读不完的历史；在新人类的眼
里，上海酒吧是生活的底色；在前卫作家的眼里，上海酒吧是欲望表演的舞台；
在知识分子的眼里，上海酒吧是虚假的文化意象；同时，上海酒吧还是意义含混
的公共领域，还是资本主义文化全球扩散的痕迹，还是需要警惕与批判的对象。
不管上海酒吧是多少社会空间的重叠，也不管上海酒吧具有多少复杂的意义，至
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上海酒吧不是内涵前后连贯的“一个整体”，空间的生产与
话语的生产相互叠加与渗透。因此，意义的探究不仅艰辛困苦，而且布满陷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酒吧的复杂性无疑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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