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来到四教是周二，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这次那几个字又似乎比上次低了些，然而上课铃催促得我不及细看。Paul的课是少有的我不喜欢又要上的课之一，因为他是我的班主任。虽然我的打算也不外乎在一个他看得见我的地方“假寐”。然而他这天却找了我谈话，从他说的内容里我知道他对我的了解要比我想象的多，有多少老师“需要”关我他都知道，同时我也对他有些失望，他竟然说我来上他的课是为了给他留下我还是经常上课的印象，丝毫不愿意承认我是特别给他面子而他因此欠我很大人情这一事实。
在听了一堆“你要对自己负责啊”，“不要总让人觉得恨铁不成钢”的话之后，我回到四教外面开锁。这次确确实实看到，那五个字更加低了。甚至比我刚才进去时看到的更低。现在上面的原迹已经露出了“学”的宝盖和“楼”的整个一个“米”。有了这份发现的欣喜，我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骑着车回寝室。
阿飞还是飞得不见踪影，想找他打牌的念头只能打消。只好嘲笑老大消遣。老大还是捧着红宝书背单词，连姿势都几十年不变的。我刚要开口，他先说了：“‘我认为：一个人学习另一群人的语言而不是为了了解他们，是很虚伪的。’对吧？可是你了解他们的思想有什么用？你了解他们的钱包吗？”我只好立刻消失。

对于用意识创造出自己需要的东西这门技巧，我已经逐渐纯熟起来，关键是要具体化。这和制作工艺品差不多，差别是一个用手，一个用意识。“这个世界是认知的世界，被普遍承认的，大家都接受的认知就是物质，不被普遍承认的，只有个人接受的认知就是意识。”大宝的话很对。当孤魂野鬼在一定范围内只有“我”这样一个存在的时候，我的接受也就是普遍的接受，我的认知也就是普遍的认知，我的意识就是物质。虽然这样有道理的话在大宝的课上他还会讲很多，虽然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我总能找到恰当的方法去验证，但是我还是只能很少去他的教室，而他也还是只能给我F。
“不走运啊，你来的时候我都不点名，我点名的时候你都不来。”他用诡辩法掩盖问题的实质，我并没有和他争辩。类似的话很多老师对我说过，数他最诚恳也最惋惜，因为他大概知道我可能是他最有资质的学生。有人说，点名这一行动完全背离大学的精神，因为大学里上课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让老师数来了多少头羊。又有人说，既然教育产业化了，那学生就是消费者，买了台电视机我可以看可以不看，但是看与不看轮不到电视机来说三道四。我本来也觉得有些道理，可现在死了，看得更清楚了一些：每个人都追求被需要感，老师也不例外。教育也和其他一样产业化了，老师也是个竞争上岗的打工者，当有人要抢走他饭碗的时候，他有权采取措施留住它。
然而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说，我不去。对谋生我谅解，可是不一定捧场。况且，没有了被需要的感觉，就一定要强求吗？
如果还能和大宝说话，也许我会把这些告诉他，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两只手最多可以拎四个热水瓶，当真的有四个热水瓶在身边的时候，哪怕你用抱、用顶、用叼，都别想腾出一整只手来。当然，你可以把其中的一只或几只放在地上，但如果在食堂前的这条路上你打算这么办的话，你就肯定可以看到涂着水银的内胆碎片了。这是我路过中央食堂海报栏的时候，没有撕下那张广告上的联系方式的理由。我承认这是我自己造成的失误——我满可以扔掉一两个破热水瓶的，反正那不是我的，但是我没有——所以当十分钟后我重新回到那里，看到一式三份的广告底下那几十条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条都被一扫而空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地怨恨别人。
“……双休日上班，要求每月至少工作八天，月薪1000元……C系学生优先。联系电话如下：……”C系学生，世上哪儿来那么多C系学生？！才一眨眼的工夫，就像如饿狼般蜂拥而出把肉片叼光了。
刚才在打水的时候，听到两个E系学生的对话：上次那个工作打算去吗？哪个？月薪两万那个。等等吧，不急——钱好象少了点。
不知道为什么对此念念不忘，这本不关我的事。我要做的是到每座教学楼前面的海报栏去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同样的广告留下。
五教六教，贴满了成教的广告，天知道什么样的下岗工人才会相信“圆你一个F大梦”的含金量。二教三教，都是失物通缉令，“重重酬谢”清一色的用红笔勾画过，然而后面清一色地没有数字。一教前堆满了上机的人停的自行车，有不少五六年前就在这里停过——不代表研究生的人数，而是代表了小偷先生对新老生交接作出的贡献。四教下面的小卖部生意冷清，1块5的袋装咖啡只有冬天早晨才卖得好。哪儿都没有剩余的广告。
四教，四教……我突然发觉，有两个第四教学楼。我是说，“第四教学楼”的字样有两个，一个是凸出的水泥红字，一个是暗褐色的残留痕迹。它们彻底分开了。

再次路过食堂，我突然有一种想进去吃一顿的冲动。好在我随即打消了这可笑的念头。“吃”是活人才有的习惯，这习惯也太坚固了，坚固得让人完全忘记了这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坚固得从几百万年前的远古一直延续到我，坚固得连死都不能帮助我完全摆脱它。
我依稀记得小时候看见过一双这样的眼睛，碧绿碧绿的，带着敌意和冷酷打量着这世界，却平白无故地不是针对我。那之前的一天，村里的人打了一晚的野猫。
动物是没有灵魂的，想出这话的人一定是一生都关于冷冻食品的。他们不会想我一样看到从食堂里鱼贯而出的小小光球。
灵魂死后就要离开躯壳，灵魂并不依附于尸体：求出这个正确答案的不是智慧，而仅仅是人类对自己吞咽灵魂的本能拒绝。或者说，恶心。人可以吃肉，但是人受不了自己吞咽灵魂。
错了，是受不了承认。
我又发现了死的一项好处，对于那些不怕/不恶心/乐意吞咽灵魂的人，我以前只能从供应活物的餐桌上辨认出一两个，而且一律都是吞咽动物灵魂的。而现在，我可以在拥挤的人群里一眼把它们剥离出来。不管人群有多稠密。不管它咽进食道里的是什么。

再次看到C3，是在一场舞蹈晚会上，他们在中场休息时上去唱了两段。他们本是C系历史上第三支代表一个时代的乐队，可那是两年以前。两年以后，观众没有对他们表示出一点哪怕是对背景音效的尊重。看着依然戴着带框眼镜的安越唱越低的头，看着循规蹈矩地踩完鼓点而不再有任何颤抖的沙的手，我没有等到那最后终将响起的虚伪的掌声，独自离开了会场。
回来的路经过四教，我远远地瞥见那坠得更低的五个字，“第”竖和“楼”的勾已经明显超出了水泥板的下缘，我忧郁着是否应该上去托一下。
终究还是没有去。
那天同样去看了表演的叉子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吗知道吗？后来他们跳“我的脸红了”，台下都疯了。
是的，我的脸红了。可是还能红多久？
哦，对了，你那把琴阿飞说下个月再还你。
让他拿着吧。他要不用，我都想把它卖了。我的语气一定让叉子觉得我是在说气话。

世界上没有两件东西是完全相同的。这是我死后明白的道理。乍一看到那把吉他和我的那把的确很像，但我还是很快分辨出了不同之处。本来嘛，不同的匠人留下的纹理，不同的曲子留下的轨迹，不同的主人留下的手泽和体温，都让两把琴显得不同。活着的人也该看得明白。
每个学期的尾声，学生摆的地摊开始在校园里多起来。每个尾声的尾声，老CD开始在地摊上多起来。现在我看到，吉他在地摊上多起来。
活着的时候，我认不清理想的面貌。以为那是多深奥的东西，说的时候需要捂着左胸或举起右手。可当我惊觉原来出现在地摊上的居然是它的时候，它已经在还价声中被贩卖得差不多了。